2004年，甘肃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八号文件精神，在宏观调控中大力加强农业，狠抓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一降三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农村经济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据对全省1800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2004年全省农民纯收入明显增加，生产投入大幅上升，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一、全年农民收支现状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增加，增量、增幅创1999年以来最高
受政策性补贴、各种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粮食、蔬菜、棉花、油料、肉类等多种农产品增产等因素拉动，2004年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52元，比上年增加了179元，增幅达到10.7%，增量和增幅均为1999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其中，人均现金纯收入为1277.7元，占纯入的比重为68.99%；人均实物纯收入为574.52元，占纯入的比重为31.01%。从纯收入的来源来看，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1228.93元，同比增加120.41元，增长10.86%，其增加额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为67.27%；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27.58元，同比增加38.85元，增长7.95%，其增加额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为21.70%；人均转移性和财产性纯收入为95.70元，同比增加19.91元，增长26.26％，其增加额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为11.12%。
政策回暖和市场回暖是2004年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短短几个月内，各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实惠之多、出台之快、要求之高，均为历史少有。特别是降低农业税税率，减轻农民负担；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给农民更多的实惠，使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回升。仅“一减一增”就使数额可观的真金白银装入农民腰包。从市场来看，农产品价格全面回升，农民出售农产品得到的收入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得到大幅提高。
1、农、牧业纯收入较快增长，带动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增长一成
农、牧业纯收入是甘肃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2004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农业纯收入为817.30元，比上年增加107.99元，增长15.23%，对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为89.69%;人均牧业纯收入为155.67元，同比增加13.14元，增长9.22%，对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为10.91%。农、牧业纯收入增加额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为67.67%。
农、牧业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是农、牧产品产量增加和价格上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价格上涨是农产品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2、外出务工收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就农村而言，外出务工收入是拉动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2004年，农村居民务工收入在前几年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全省农民人均外出从业收入为252.02元，比上年增加57.38元，增长29.48%，其增加额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为32.05%。
3、惠农政策出台，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转移性纯收入为69.89元，比上年增加11.08元，增长18.84%。其中粮食直接补贴人均增收4.71元，退耕还林还草补贴人均增收10.66元，此两项合计增收额即为转移性纯收入增加额的138.72%。政策性补贴增收占到农民纯收入增量的8.59%。
（二）农民人均支出与收入同步增长
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支出为2261.11元，比上年增加207.96元，增幅为10.13%，低于纯收入0.57个百分点，基本上与农民收入保持了同步增长的水平。
1、生产费用支出大幅上升
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为682.11元，比上年增加76.81元，增长12.69%。农民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是生产费用支出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中农民一次性生产投入人均为611.85元，同比增加77.59元，增长14.52%；长期性生产投入人均为70.26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一次性生产投入的增加主要是农业生产费用增加53.18元，增长16.00%，牧业生产费用增加24.73元，增长17.26%。
2、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显现
随着全省农村费税改革的全面推进，一年来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全省农民负担比上年明显减轻。据抽样调查，2004年农民人均税费总支出为37.51元，比上年减少6.22元，下降14.22%；比01年减少19.26元，下降33.93%。其中：一产税为33.21元，比上年减少6.22元，下降15.73％；其他各种收费为2.39元，比上年减少0.73元，下降23.42％；比01年减少30.18元，下降92.66%。减负增收的效果进一步显现。
3、生活消费支出稳定增长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费用支出也有所攀升。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生活费用支出1464.34元，比上年增加127.50元，增长9.54%。
（1）食品消费社会化程度提高。2004年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支出人均703.41元，比上年增加117.03元，增长19.96%，恩格尔系数为48.04%，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已解决了温饱，进入了小康阶段。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增加，农村居民的饮食习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04年人均在外饮食32.49元，比上年增长19.12%。在外用餐支出的快速增长，反映了食品消费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2）衣着消费成衣化。2004年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人均为82.33元，比上年增加8.31元，增长11.23％。其中人均用于购买服装的支出52.16元，增长17.43%，此项支出占整个衣着消费支出的63.23%，比上年提高了3.22个百分点。人均购买各类服装1.47件，增长15.47%。农民着装更加成衣化。
（3）住房质量提高，居家条件不断改善。2004年末，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7.88平方米，其中钢筋混泥土结构住房面积达到0.89平方米，占人均住房面积的4.98％，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部分富裕农民已盖起了小楼，楼房面积占人均住房面积的2.75%，比上年提高0.31个百分点。居家条件也较以前有了改变，2004年，1800个调查户中使用水冲式厕所的占0.61%；使用暖气的占3.89%，比上年提高0.82个百分点；使用液化气的占0.78%，比上年提高0.45个百分点；有69.56%的农户使用安全饮用水，其中有31.17%的农户使用自来水，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有2.89%的农户拥有热水器；有1.61%的农户拥有抽油烟机；同时微波炉、吸尘器等也逐渐进入农户家庭。
（4）通讯消费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和消费亮点。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130.22元，比上年增加20.89元，增长19.10%，比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速高9.56个百分点。据分析，交通通讯支出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在农村普及率提高，为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2004年每百户拥有电话机43.67部，比上年增长18.91%，移动电话由于新产品的不断推出和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吸引了更多农村居民购买，成为通讯消费支出的新亮点，2004年末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移动电话20.6部，比上年增长72.09%。第二、通讯服务费用大幅度增长。通讯设备的增加，带来相应的服务费支出快速增长。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通迅费支出34.55元，比上年增长26.76%。
（5）发展型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农村居民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对提高自身教育和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迫切，直接推动着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的提升。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202.64元，比上年增加10.81元，增长5.64%。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增长主要缘于学杂费的增长。全年平均人均学杂费158.04元，增长10.88%，占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77.99%，比上年提高了3.68个百分点。
（6）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增加多，结构变化大。以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影碟机、家用计算机等为代表的新大件，继续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保持着较快增长势头。2004年末，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洗衣机38.6台，比上年同期增长12.3%；电冰箱5.7台，增长4.08%；彩色电视机75.8台，增长9.2%；影碟机22.9台增长17%；家用计算机0.5台，增长50%。此外，摩托车、手机、电话机等大幅增长。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摩托车29辆，增长20%；移动电话20.6部，增长72%；电话机43.7部，增长18.9%。而以照相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收录机等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老大件，继续受到农村居民的冷落。2004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照相机3.06架，与上年持平；自行车125辆，下降1.74%；黑白电视机28.06台，下降15.27%；收录机37.67台，下降1.6%。
二、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4年尽管农业发展形势喜人，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较快增长，实质上是多年持续低迷之后在政策强化、市场回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强劲反弹。2004年是国家出台支持“三农”政策最多、最全面、力度最大的一年，这些政策为推动粮食增产和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2004年也是价格超常规反弹的一年。价格的上涨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讲还超过了政策的效应。展望来年，政策和价格的效应都可能会减弱，影响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果没有新的亮点出现，甘肃要保持2004年农民收入的这种增长势头难度很大，增幅很有可能出现较大回落。
（一）农产品价格的反弹空间有限
2003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反弹非常之快，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都涨到了上个世纪中期靠政府干预达到的高水平，不少品种还创了新高。2004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迅速回升，收入的大幅增长，除政策扶持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价格上涨。价格波动属于国际、国内市场调节下的一种供求调节。作为供求都有限的农产品生产，其价格只能在一定的区间范围波动，不可能出现长期的持续上涨或下跌。因此，来年想继续依靠价格上涨来增收是不现实的。
（二）政策扶持的余地有限
同以往相比，2004年的扶持“三农”的政策实招最多，中央财政拨款扶持也多。如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实施农业减免税政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增加转移支付；在全国实施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对农民购置大型农机进行补贴政策；补贴化肥企业，以稳定化肥价格；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政策，保护粮农利益等等。此外，由中央财政安排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扶贫资金，以及由各部委安排的农产品加工业专项和乡村道路建设资金都有明显增加。上述诸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带来了直接效应；为农民减轻负担、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政策扶持也是有限的扶持。期望来年国家在2004年的基础上再出台新的、大的举措的要求是过高的，政策效应很有可能减弱。除农业税继续减免外，保护价收购、种子补贴、对生产资料的生产补贴等政策继续强化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新的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出台也将受到财力的制约，因为中国农民之多，人平“多予”50元，农民觉得“没几个钱”，但国家就得拿出450亿。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增收完全靠“多予、少取”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靠农民自身造血功能的增强。
（三）非农行业就业岗位有限，农村“减员增效”、规模经营短期内很难凑效
2003年入冬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步履维艰，农业规模经营甚至出现了倒退，这对实现根本解决农民增收难的目标是一个不利的信号。说到底，中国的“三农”问题严重就严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是农民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回流”现象加剧。2004年种田效益相对前几年好一点，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回升，在外苦不堪言的打工者纷纷返乡索要原来承包地的就增多了。有的农民虽然仍在打工，但采取了“离乡不离土”的形式，即“兼业”现象更为突出。这与农村“减员增效”、规模经营的长远发展大计是相背离的。这个问题表现在农村，但根子还是在城镇。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上不去，农民工在城里就业难，赚钱难，农业稍有回暖农民就“回流”，在这个圈子里恶性循环，农民增收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解决好的。
（四）国家调控能力有限，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丰收的危险”依然存在，“谷贱伤农”的幽灵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当前，中央在发展粮食生产上的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推出的各项财政支持政策不可谓不全，加上打工者的“回流”又使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增加，因此，无论从2004年还是从来年看，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都将是一种增长的趋势，如果再考虑进口因素，粮食等的供给总量很有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从粮食来讲，供给总量的增长对国家掌握更多的粮源，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粮食生产和供给量连续几年增长，很可能又会重现1998年的状况，出现地区性和结构性粮食相对过剩，再度引发粮食价格暴跌，造成“谷贱伤农”的局面。若这种局面出现，农民收入又将出现徘徊。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往往是“促生产”还相对容易些，难在保增收。
三、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尽管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困难不少，但解决这个问题又势在必行。我们认为，解决好以农民增收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应成为新时期的一条基本国策。甘肃要实现农民收入有一定幅度的持续增长，还是应把着力点主要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要始终把减少农民、提高农民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率作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第一要务
农民增收，根本出路在减少农民，其它措施都只能作为补充，起辅助作用，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因此，必须进一步制定优惠政策，为一部分有一定实力的农民进城定居提供方便；必须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市场，营造有利于劳务经济发展的环境，确保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者行列；要进一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努力为“兼业”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在这个问题上应只能进，不能退。
（二）要进一步拿出给农业以政策扶持和财力物力支持的硬措施
1、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力度。一是补贴范围要进一步拓宽，我们认为对所有农产品的生产都应给以补贴，否则会与结构调整“调什么什么少一样”，出现“补什么什么多”的问题；二是随着财力的增强，补贴标准应逐步有所提高。
2、要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要把政府支持和农民的劳动投入两方面的潜力都发挥好。
（三）逐步建立农村救助与保险机制，实现社会保障城乡统筹
在农村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当前农村应尽快建立健全四种社会保障机制。一是进一步健全农民减负保障机制。当前广大农民反映最强烈的负担，不是农业税费，也不是人情来往，而是医疗和教育支出。农村的教育与医疗花费太重，迫切需要各级政府要把减轻这方面的费用，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工作来抓。二是要尽快建立农村弱势群体救济机制。三是要迅速完善农业风险补偿机制。作为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农业生产不仅面临着自然灾害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应是一项重要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别要逐步加大国家的调控能力，逐步采用吞吐调节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小农产品市场的波动。
（四）农产品加工业要有一个新发展
作为一个农业省份，甘肃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及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应成为农民增收的着力点。首先食品工业要率先打破瓶颈；其次饲料工业要挖掘发展潜力；第三是精细化工业要有所突破。
（五）正视农村基础教育的差距，逐步加大投入，逐步在农村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
农民就业难，素质低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应从基础教育抓起。当前城市实际上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而外出农民工中多数只有初中程度，不少青年民工初中都没毕业，文化素质的薄弱，难以适应越来越高的技术性行业。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农民负担不起，与城市的学校“政府投资倾斜、居民承受得了”形成鲜明反差。